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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是在槍林彈雨中展開了新教育的。在這樣的時代中，伊澤依然排除萬難，終於在明治28（1895）年7月27日，正式開始日本語的授課。第一屆學生為柯秋潔、潘光櫧、陳兆鸞、潘光明、潘迺文、潘光楷等6人。10月25日，在芝山巖受教的優秀學生──第一屆的柯秋潔和第二屆的朱俊英，從台南出發前往東京參觀遊歷。他們返回台灣後，大力宣揚日本文明和教育事業之發達，極力推薦島民應接受日本式教育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犧牲換來教育振興當時，在台灣教授日語的目的，是為培養精通日語的口譯人員，以擔任日後設置新學制各校的教務工作，是推行新日本式教育施政上所必需的。10月19日，第一屆課程結束並頒發畢業證書，還舉行了畢業儀式，地方與財界名流也列席同慶。自此，願意接受日本式教育之學生逐漸增加。伊澤修二在1895年11月返回日本，在國家教育社邀請下，進行關於台灣教育的演講提到：「台灣乃是我數千勇士拋顱灑血，方換得其歸順之地。欲使島民由衷歸順日本，不再是武力所及，而應由教育人士殫精竭慮、糜軀碎首，才能顯現成效。」伊澤在萬般困難中推行教育。雖然武力是殖民者最方便的手段，但伊澤認為，如能將台灣日本化，讓島民接受良好教育，將可平撫島民的抗日情緒。「教育者應有崇高之精神」，以道德仁愛為教育之基礎。這不僅是教育之目的，也展現日本不以武力統治台灣的風範。同年10月，樺山總督視察南部時，伊澤為盡早推動教育而隨行，沿途拜訪了地方名紳賢士，傾聽各方意見。他也去了孔廟。戰火中的孔廟，亦不例外地挪用為野戰醫院，成為受傷士兵之治療場所。只見經書和供品散落一地，慘不忍睹。伊澤向總督諫言，以如此粗暴的態度破壞風土文化是非常不妥的，應盡快將傷患轉移至醫院、命令衛兵守護孔廟，並要求以保護當地文化使民眾安心。1896年元旦，陳秋菊、新竹簡大獅、胡何錦等人發起暴動，在大屯山附近的山丘上放火，與各派別取得聯絡後，直接挺進台北，使得台北霎時陷入緊急狀態。當時，學務部職員正好前去總督府拜年，不巧河邊沒有渡船，於是返回了芝山巖。在回程途中，學務部6名職員與1名隨行突遭襲擊殺害。事後，日本國內因責任歸屬問題，展開激烈爭議，島民教育政策受到嚴厲批判，伊澤的樂觀主義態度也遭到指責。伊澤雖然逃過此劫，但台灣總督府學務部對此樁襲擊事件感到強烈不安。他在同年2月11日，於第六回國家教育社的演講中，發表言論：「倘能以這6位同儕的犧牲，而換來教育的振興，我希望大家為此感到高興。……我為他們的光榮犧牲而感到驕傲。」芝山巖是日本統治時代「台灣教育新精神」之象徵，總督府在此設置紀念碑、建立神社，供學生每年前來參拜。戰後，這處原本象徵台灣悠久文化的地方，由於施政者更迭，重視文化資產的保存想法各異，神社成為戴雨農紀念圖書館。在發生了襲擊事件後，伊藤博文為了鼓舞日軍士氣，與宣示重視台灣統治事業的決心，便在芝山巖立了碑文：「學務官僚遭難碑」：「台灣全島，歸我版圖，革故鼎新，聲教為先，正五位楫取道明等6人，身負學務之職，派八芝蘭士林街專從其事，遇土匪蜂起，道明等死亡之時年，明治29年1月1日也。內閣總理大臣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書」儘管伊澤悲痛萬分，依舊日以繼夜地致力於台灣島民的教育工作，提出了建構長期教育基礎方針之構想。同年3月31日，頒布了《台灣總督府條例（敕令第88號）》，從此由軍政進入了民政時代，依法設置了民政局，任命伊澤出任部長，下設教務課和編纂課，致力於新領土的教育改革。伊澤於此時提出了「台灣教學系統略圖」，作為以教育島民和培養教師為主的台灣殖民教育的基礎計畫。他希望先在台灣建立最基本的教育事業基礎，再逐步確立台灣教育今後的營運方針。同年5月，台灣全島的國語傳習所已達14所，之後又增設了3所，共計17所。台語漢文爭取民心學務部從日本內地募到了一批新教師，準備啟程赴任。在舉行團體研修時，伊澤曾如此勉勵他們：「我最擔心的是，各位尚未嫻熟台灣話。為使台灣人能與我日本國民心意相通、情感交融，應盡量使用台灣話為宜。在萬不得已之際，即使文筆不佳，也必須以漢文書寫，以傳達自己之心意。」伊澤修二提出改革台灣近代教育官制的方針時，仍繼續透過讀書會，與島民中的賢士或科舉合格人士保持交流，也會聽取台灣居民意見，將傳統儒學納入教育內容之中。他對島民採行新教育，推進台灣教育的近代化，並提供嶄新且有用之授課內容。日治時代的台灣推展教育史，是在芝山巖學堂揭開了序幕。伊澤回憶了當時的狀況：「我們是在槍林彈雨中展開了新教育的。有時戰火僅距上課處半里之遙，炮聲撼動著教室，甚至能清晰看見村莊遭到了焚毀。」（待續）